1月17日，资本运营专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资本运营研究中心主任冯鹏程教授就遵义钛业主动撤回IPO申请一事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冯鹏程教授指出：垄断产生问题。有竞争才可能有活力、有效率。所有的企业只要是依赖政府的，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效率都是不高的。

采访原文如下：

遵义钛业IPO梦断利益纷争死结

（来源：《时代周报》2013-1-17 作者：孙勇杰）

遵义钛业从2008年4月29日过会到最近主动撤回，历时近5年，创下A股IPO市场“过而不发”耗时最长纪录。

梦断背后，遵义钛业背后的利益纷争死结，依然无解。

瑞信方正失手

早在2008年初，遵义钛业有关IPO的申请就递交到了证监会发审委的案头。同年4月底，中国证监会发审委批准了该申请。

遵义钛业过会不久，由于市场低迷，新股发行的步调开始放缓，自2008年9月，IPO完全暂停，直到2009年6月后才重新启动。然而，遵义钛业没能赶上这班车。

方正证券[5.230.00% 资金 研报]的潘益兵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道：“2009年6月份IPO重启时，它因为补充材料不及时被落了下来。接下来它业绩一路下行，每年年报周期时都要补充新的材料，直至这次业绩大变脸，恰好管理层专项财务核查，被否。”

“因业绩亏损而推迟年报。而年报推迟致使其没赶上登陆A股，后来业绩不好一直拖到现在。”一知情的投行人士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实际上，像遵义钛业一样“过而未发”的公司远不止一家，有业内人士猜测，新股发行改革措施的不断出台，或是使得IPO 渠道拥堵异常的因素之一。

潘益兵认为：“遵义钛业最好的上市时机在2009年，结果错过了，现在主席都换人了，新规则下自然就成了牺牲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资本运营研究中心主任冯鹏程副教授对本报记者表示：“一个企业能上市，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当然还有运气、公关的成分在里面。”

在遵义钛业折戟的同时，保荐商瑞信方正也不轻松。并且当时还是由方正董事长雷杰亲自担任的保荐人。招股书(预披露)中写道，承销费为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总额的2.5%，保荐费为200万元。遵义钛业终止IPO审核意味着，瑞信方正将损失巨额的承销收入。

“对方正自然是损失，到手的承销佣金没了不算，还投入了无数精力和经费。”潘益兵在采访中说道。

成败海绵钛

海绵钛是从钛矿中提炼出来的，是生产钛锭的原料，是由钛矿到钛材的中间环节。它早期主要应用在航空航天、军工、化工、医疗等几个领域。

遵义钛业预披露的招股说明书显示：“本公司的主要业务为海绵钛的生产，收入主要来源于海绵钛产品的销售。海绵钛属于资源性的基础产业，与国家经济发展情况有着很强的关联性，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价格也会发生剧烈波动。”

招股书显示，2005 年公司海绵钛平均售价为136.91 元/公斤，2006 为165.11 元/公斤。2007 年，成为转折点，其年平均售价仅为90.98 元/公斤。海绵钛市场价格的下跌导致公司2007 年的经营业绩出现大幅下滑，净利润比2006 年下降69%。

上述投行人士认为遵义钛业过于依赖海绵钛是导致其业绩下滑的因素之一，“产品过于单一市场抗风险力就弱，竞争力会受到影响。”

此外，产能过剩也被认为是遵义钛业业绩下滑的主要因素。

从2005年起，航空业和工业设备的需求旺盛，海绵钛市场供不应求，由于价格不断攀升，受利益驱使，到2007年，国内海绵钛生产企业已是遍地开花。2008 年末，全球经济放缓，海绵钛需求量急剧降低。海绵钛产量供过于求，出现产能过剩。

国企的尴尬

作为一家典型的地方国企，同时又是基础能源产业，遵义钛业一方面得到国家政策的更多庇护，另一方面也因为其国企的身份备受拖累，处于尴尬境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先后建设了以遵义钛业为代表的10余家海绵钛生产单位。而遵义钛业便是当时国家三线建设重点厂矿之一，1966年正式建厂。

相关资料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国家对遵义钛业实行了“以钛养钛”政策，免征所得税，并由国家拨款、贷款对海绵钛的生产技术和装备组织攻关和改造。1994年，给予其减免增值税和增值税返还的政策。遵义钛业因此得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稳步发展。

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钛行业也受到了较大冲击。为帮助遵义钛业度过危机，国家有关部门同意一次性向其收储3000吨钛锭。

同时，国家还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将钛产业列为重点扶植对象，尤其对高端钛产品的扶植力度将逐步加大，钛产业的发展将迎来难得的机遇。

在这些国家的扶持政策中，遵义钛业不断壮大，并最终成长为国内最大的海绵钛全流程冶炼企业。

而在促进遵义钛业上市的问题上，当地政府可谓是不遗余力。

在《遵义市经贸委2006年工作总结暨2007年工作要点》报告中就说道：“要协助遵义钛业做好上市融资的相关工作，重点抓好遵义钛业股份有限公司新增1万吨海绵钛项目。”

“地方政府就是企业的婆婆，它喜欢企业上市，有时候甚至会拿钱鼓励企业上市。”冯鹏程表示，企业上市，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一个是名气好了，GDP增长了，就业增加了；对企业本身来说，就意味着利润的增加。所以两者的根本目的还是一致的。

“同其他国企一样，尤其是贵州这样的西部省份，遵义钛业受益于国家政策和政府是自然的。”上述投行人士表示，其过度依赖政府的可能性存在。

诚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遵义钛业深受恩惠的同时，也被体制深深掣肘。投行人士认为，在管理权方面，遵义钛业与地方政府或存在着不和谐。

对于遵义钛业而言,政府既扮演出资人角色,行使股东职权,对其进行股东意义上的监督；另一方面,又是公共职责的履行者，政府要对遵义钛业进行监管,履行公共权力。遵义钛业的董事会中，有过政府官员背景的不在少数。董事长郭晓光为政协委员，副董事杨川生则是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遵义中心支行副行长，独立董事钟佳萍曾任职于贵州省政府办公厅等。

“因为你是政府的企业，国资委是大股东，政府肯定要派股东的嘛。”冯鹏程肯定道。

这种人员配置下,使公司的治理模式带上了浓厚的政府色彩,政府意志干预公司决策难以避免,很难克服政府固有的官僚体制的弊端。

安邦咨询的高级研究员贺军曾指出，地方政府与国企都属于不同的利益主体，当企业的垄断开始损及地方政府的利益时，裂痕就会产生，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激化成各种各样的矛盾。

“垄断产生问题。有竞争才可能有活力、有效率。所有的企业只要是依赖政府的，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效率都是不高的。”冯鹏程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