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多年在海岛基层工作的新闻记者，值得回忆的采访事例很多，其中普陀区虾峙岛渔民老大庄龙珠，与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交朋友的一例，使我久久难以忘怀。
记得1988年10月中旬的一天，我与普陀区委宣传部领导一行三人起去虾峙岛工作。晚饭过后，乡里一位同志为我们安排好去唱卡拉OK。但我向乡政府借了手电筒，独自一人翻山越岭到沙峧渔业村，去拜访村里带头船老大庄龙珠。他家是一户三间座北朝南的普通矮平房，在堂前(客厅)墙壁上，看到挂着一幅装潢精致的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的25厘米黑白照片。我好奇地问主人，你家为什么有杨振宁照片?庄龙珠老大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小心翼翼地从墙上取下镜框，然后用老虎钳轻轻拔去铜钉，取出照片递给我看。我发现在照片的背面，杨振宁博士亲笔用繁体字写着：赠庄龙珠先生存。接着庄龙珠老大详细地介绍了他与杨振宁博士交朋友的经过：
那是1985年的1月，由于普陀县发展外海渔业的需要，我去吉林、辽宁、黑龙江等地联系建造钢质渔轮所需的资金、物资，办完事，从北京乘飞机经上海回舟山。
在首都机场，乘客川流不息。当时我发现有位老年乘客携带的行李特别多，旁边虽有一名司机和另外一人送行，但乃显得十分沉重不便。我二话没说就主动帮助那人把行李送进了候机厅。
在飞机的前舱位里，我和那位乘客的座位刚巧连在一起。途中，那位乘客听说身边的我是小岛上的捕鱼人，感到十分惊奇，也非常高兴，便自我介绍说：“我叫杨振宁，老家在安徽，22岁时去美国留学，后来就留在那里工作。”
“杨振宁”
，这个名字既陌生又熟悉。当我好不容易记起这名字是从广播里听到过的，是个很有学问的“洋博士”后，非常高兴。我们亲切地交谈起来。我自我介绍说，自己原来是普陀虾峙岛上栅棚乡沙峧渔业村的带头船老大，由于近年来舟山渔场水产资源严重衰退，捕捞产量越来越低，鱼也越捕越少，渔业生产面临新的危机。1984年夏天，岛上成立了群众海洋渔业公司，我被调入这家新公司准备担任钢质渔轮老大，目前组织渔民集资造渔轮，准备闯到外海去捕鱼。我们从东海水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水产品的深加工、出口创汇，谈到美国的渔业进口、加工、食用方法等情况，十分投机融洽，飞机不知不觉地到了上海上空。
飞机快要降落时，杨博士对我说，这次回国主要是到上海看望老母亲，顺便到复旦大学讲学，说着从衣袋里摸出一张一百美元递给我：“作个见面礼吧，以后多多交往，我很喜欢你这个朋友。”我哪里肯收，两人推来推去好一会儿。最后，杨博士换成一张一美元钞票和一张侨汇券说：“渔民兄弟，不要再推了，留个纪念吧，不然我会生气的。”我这才不好意思地双手接过来，小心翼翼地放进内衣袋里。
临别时，我们互相留下了通讯地址。接着，我紧紧握着杨博士的手真挚地邀请杨先生到普陀海岛来走走，看看渔村的新变化。杨博士也特别地挽留我在上海住几天，并说以后有机会一定来虾峙岛看望。
没过多久，我意外地收到了杨振宁博士从大洋彼岸写来的热情洋溢的信。信中，杨博士热情询问了我的身体、工作情况，并附了两张精致的25厘米黑白照片和他自己撰写的自传《读书教学四十年》。照片的背面端正地用繁体字写着：“赠庄龙珠先生存。”
这年腊月二十四，我得知杨振宁博士的母亲身体不好，就买了老人喜欢吃的对虾、黄鱼及其他滋补品，特地赶到上海看望，并帮助老人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老人十分感激，也深深地为儿子有这样一位憨厚的渔民朋友而高兴。
以后，每当虾峙岛发生了新的变化，我就写信告诉杨先生。1986年5月，岛上两对钢质渔轮去外海捕鱼，我立即把这一喜讯告诉杨先生。我还怕中文信收不到，又特地请岛上的中学老师把信译成英文寄去。1988年下半年，岛上28户世世代代耕大海的渔民，开天辟地住进设施齐全、美观整洁的商品房。我也及时地写信告诉了杨博士。前不久，我又托人精心挑选、晒干的虾米带给杨博士。后来，杨先生从国外托人捎话给我，说是几经辗转的一公斤虾米已收到，能在美国品尝到祖国的海味特别高兴，谢谢渔民朋友，有机会一定来看你。同时也欢迎我有机会能去大洋彼岸作客……
说完，庄老大又从箱子里拿出年初收到的杨博士来信。信里说，龙珠兄：你11月底的信我收到了。很高兴听到你们渔业公司发展得很好，希望你们开拓外海渔场顺利啊!下次我来上海里如有工夫一定来拜访你们。祝新年好!
信的末端，杨博士还特别附言：我常常来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写信可寄香港中文大学杨振宁教授收。
当时，我已听得入迷，觉得这件事挺有新闻价值。首先说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海岛渔村发生了巨大变化。渔民不仅在政治地位上有了提高，而且在经济条件上也得到了明显发展，渔民过的生活不再是“出海捕鱼看浪头，回家村口晒日头”的单调生活，而是投入到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勇敢地走南闯北，为保护近海水产资源，造大船打出去。同时，也有力地说明海岛渔民不再是“四肢发达，大脑简单”的“抲鱼阿毛”，而是能坐在过去连做梦也不敢想的飞机前舱位里，与世界著名物理学家促膝谈心拉家常、畅所欲言谈论国内外大事的新型渔民。
回到乡政府招待所已是深夜12点多了，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心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海岛人很少与外面世界交往，许多小岛的人一辈子也没有过去县城沈家门，更谈不上去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了。船老大即使出差，也没有钱坐飞机，更不可能在前舱位里与世界著名的大科学家交上朋友……我越想越激动、越想越兴奋，一骨碌坐起来，干脆穿好衣服扒在桌上写起来了，一直到次日凌晨4点多才完稿。
稿件发出后，《浙江日报》、《文汇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团结报》，以及《香港大公报》、中央电台等十余家报刊电台纷纷刊登转载转播，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此稿还被浙江省委宣传部、省外宣办、省记协评为全省首届对外报道好新闻一等奖，并被收入了地方初中语文教材。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普陀区一些小岛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了当时海岛干部群众的热门话题。广大渔民为庄老大感到自豪，认为这是为渔民争了脸，为国家争了光。普陀区委书记在大会上用这个真实故事说明三中全会给海岛带来的新变化，要求广大干部群众像庄老大那样，树立海岛人的新形象，新面貌。
这次采访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只要眼晴向下、深入生活、贴近群众、多问一个为什么?小岛也能“挖”出大新闻。现在回想，如果我当时吃过晚饭去唱卡拉OK，而不到庄老大家里去走走，就难以发现这条新闻，那真要后悔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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