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有郑板桥者，调任潍县做知县，上任之日正遇百年未见的旱灾。而钦差却不闻不问，因而心力不支，非常忧郁，以鬼画讽刺，其妻劝之装糊涂，随悟“难得糊涂”并自注：“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并开仓放粮以遂愿。此后，“难得糊涂”便成为体制内自视为好人者方正伸展不得而玩世不恭自我宽慰的寄寓所在。
郑公的“难得糊涂”积极处在于方正之心未泯，消极处在于无可奈何于浊世。生于浊世，认知清明便成为另类，立场清晰便无以自立。于是，酱缸意识丛生，混沌文化受宠，萎靡之声崛起，损人利已横行。所见之人有精力而无精神，有魂魄而无魂灵；所到之处静谧中无风景，闹市间尽孤独。
然而，混沌文化与酱缸文化还是有所不同，区别在于——混沌文化，是难得糊涂文化。难得糊涂，其实并不糊涂，而是装糊涂，大智若愚型，一旦有违方正之魂或者中正之心，宁愿失败自己也不做苟且之举，犹如郑板桥、陶渊明者；酱缸文化，是生于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不知糊涂为何物，或者虽然目光如炯，却力不从心而随波逐流，所谓清者不清，而浊者自浊也。
混沌文化在浑浊之世存在难能可贵，因为以混沌为帘隐藏真身可以获得更多的存在空间，但是困难在于酱缸之身太多环境太龌龊，身隐隐于俗而心难隐于事，于是身心分裂，或者被酱缸者辨为异类鞭拾而出，或者清野自退绝于俗世。
古往今来，士大夫类大多是混沌文化的集大成者，但是大多也都是两种结局——被鞭拾而出或者清野自退。所以五千年文化循环往复，从终点到起点，起点到终点，身心聚聚分分、仕途起起落落，而最终，酱缸者更加酱缸，混沌者更加受伤。
那么，混沌文化为什么不能改变龌龊环境反而变本加厉地伤害了自己呢？就在于混沌文化是被包含在酱缸意识中的妥协文化，对外被权力威逼，对内为良知挤兑，身不由己的结果，不是成为一心想被招安的宋江，就是在黑幕重重败北，千秋功业毁于一旦。
但是，历史终究还是钟情于伟岸者，从酱缸文化的社会环境中脱颖而出者，往往是超人或者神人而绝非所谓法治规范下的常人。刘邦，以其酱缸之身混迹于酱缸社会却行混沌之举，目标清晰手段淋漓不拘泥，终究大定天下于自身。而在现代史上的毛泽东，目光如炬目标如旗，混沌不得被鞭拾而出便自起军队，因才受抑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以德才征服人心而由混沌超人飞跃为混沌神人，终归是混沌文化的应运和征服者，而非承续者。右边人士大可称其是人治标杆，但却是马不见脸长、目不见睫，一门心思只盯着太阳底下的巨人。其实，即便就是人治，也是由他人组成的外部因素造成的。岂不知巨人的追随者无一不是混沌文化的承续者而非利用者，国人虽生于清明盛世，却大多是酱缸文化的基因再造者。神人出入于混沌承续与酱缸再造之中，即便是出神入化，焉能在真空中自净其身？
埋怨伟人不如埋怨自己，因为伟人做到的，国人均没有做到。
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是典型的酱缸文化承续行为，连目标和战略都不清晰，策略应运从何谈起？
所谓不走老路和邪路，应该是混沌文化的兼容并蓄行为，但是老路和邪路如果分辨不清，在酱缸时代的舞台上，如何将剧目拉上？
所谓分蛋糕和做蛋糕，是典型的混沌文化与酱缸文化的较量，但是明知酱缸无处不在，在弱不禁风时以卵击石，终究被视为异类鞭拾而出。
当代的男人社会或许远远胜不过艺术世界的女人社会，小小甄嬛身轻如鸿毛，以玩偶之身周旋于酱缸文化和权力文化之中，却始终不肯低眉顺眼自贱人格，她利用权力文化浮沉于酱缸文化之上，利用酱缸文化和混沌文化斩杀权力文化桂冠上凝聚的金光，尽管她最终也成为了身心分裂的酱缸之人，但却以自我精神的毁灭灭掉了那似乎根本不可能战胜的皇权神话。战略与策略的高度统一和鲜活应用，小小甄嬛举重若轻、手眼通天。
苏东坡诗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聪明人难做，是因为没有掌握难得糊涂的诀窍。糊涂于人，精明于己，并在战略上超越混沌文化本身，那就是——目标清晰、手段迂回、审时度势、绝不败北。说到底，是穿着混沌文化外衣超脱于混沌文化而利用混沌和酱缸文化，是战略的主动出击而不是策略的被动防御。主动出击，志在必胜，被动防御，仅为生存，境界大不一样，结局自然大不一样。
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在混沌与酱缸中生存的历史，时代裂变，混沌文化豁然丛生；时代稳定，酱缸文化盘根错节。共和国60年后的今天，又一轮浪谷波峰袭来，在混沌文化与酱缸文化的对决中，各人究竟做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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