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须说明，我是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来写这篇文字的。

　　作者唐晓云先生是我的恩师。三十多年前，我初中有幸就读于上海市光明中学。那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名师云集，校舍典雅。我在老师们的教诲下，经历了两年多的学习，尽管当时浑浑噩噩，绝不知勤奋好学为何物，但今天回想起来，心里满是欢喜。真是天大的福报。

　　我和光明中学的不少老师一直保持着联系。我的班主任，物理老师谢根福先生，思维很超前，当年就践行和学生交朋友的教学理念，对我尽心关爱。家父去美国工作前，就拜托谢老师对我严加管教。我们这些学生与班主任谢老师的亲密关系，大概是今天的中学生难以想象的。那时，谢老师还年轻，没有结婚，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去和在医院工作的，我后来的师母谈恋爱，而我，竟然就紧紧跟随其后!多年以后我自豪地对师妹谢恋雯说：“师妹啊，我认识令尊比你早，我认识令堂也比你早!”今天，谢老师已经六十多岁了，还在从事教育工作，又接着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的儿子。

　　光明中学的语文教学水平是名闻遐迩的。也当过我班主任的李新老师就是语文老师。那是，李老师也年轻，美丽高雅，神闲气定，不必用气势，就凭气韵，就镇住了哪怕是再调皮的学生。就在前两年，我和周立波先生闲聊。他说起，一直很想念上海滑稽剧团学馆的语文老师，但就是联系不上。他感念师恩，很令我感动。他说，那位老师名字叫李新，语文教得极好，所以滑稽剧团就从光明中学礼聘而来，为学馆学生教课，近三十年没见了。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几乎从椅子上蹦起来：“光明中学李新老师?那是我的语文老师!我还有她的电话!”我们俩相视大乐。立波立刻安排宴请李新老师。李老师来了，依然年轻、美丽、高雅。稍作寒暄，她笑吟吟地拿出两个颜色已经发黄的信封：“我一直保存着，作为纪念的，今天还给你们吧。”打开一看，一件是我初二时的一篇作文，另一件是滑稽剧团学馆全体学生签名写给李新老师的感谢信。三十年了，信纸已经发脆，那一刻，我的心仿佛也发脆了，有点梗咽的感觉。我想立波也是一样吧。我在他的眼角也看见了隐隐的泪花。多亏立波是个开心果，是欢笑的源泉。不然，两个年近半百的老学生控制不住，哭起来，实在有点够呛。这就是我们师兄弟关系的出典。李新老师教立波语文，这次见面以后，又教起了立波女儿的语文。

　　这就是我们光明中学的老师。师恩重如山，一生报不完。能够成为他们的学生，我们是何等的幸运。

　　唐晓云先生也是那个时期光明中学的语文老师，而且在当时已经是名师了。相比起谢根福老师、李新老师，唐老师更年轻。当年应该是大学毕业不久，正是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的年龄。唐老师大概是我的男老师中最讲究教师威仪的一位。那是还没有流行传西装，除了酷暑，唐老师一直身着熨烫得笔挺的、用料上乘的深灰色中山装，风纪扣永远扣紧，衬衣领口永远雪白，偶尔从口袋里拿出来的手帕永远雪白。每堂课只带一本教科书，只带一枝雪白的粉笔，在黑板上留满功底深厚的漂亮板书，雪白雪白，值日的同学往往不忍心擦去。不知道有多少学生临摹过唐老师的板书，反正我临过。

　　课更是讲得精彩纷陈，我们耳不暇接。无论什么文体，唐老师的讲解都如一泓清江水，澄净流畅;又都如一丛天边云，舒卷自如。那是的教室哪里有空调，夏日的午后，正是昏昏欲睡的光景。在有的课上，不时会飘起学生的鼾声。唐老师的语文课上，只有学生被他引导牵动的叹息或欢笑。三十多年了，我还记得夏日午后的一课，唐老师讲《白杨礼赞》。这一幕至今如此清晰，我几乎可以复述唐老师的讲解。精彩的讲课，美妙的课堂记忆。伟大的老师!对恩师们，我心中充满感恩之情。

　　初三上半学期，我转入华东师大附中;后来，有考入北京大学，到德国留学;回国以后运交华盖，虽说不上颠沛流离，却也是流转不定。等我再见到唐老师的时候，他已经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工作了，后来又出任上海书店出版社的领导。课堂上失去了一位真正的名师，我难免略微感到一丝惋惜。然而，出版界，特别是教育类图书出版界多了一位深知语文教学甘苦与真谛的出版家，毋庸置疑，那是一定可以惠及多士的，我又感到欢喜。

　　我没有在中学教过书，没有教过写作，实在没有资格就作文谈什么话。其实，也不需要我来佛头着粪、狗尾续貂了。唐老师在“自序”里早已交代明白，十堂作文课具在，孩子们、家长们自会发现这本书的可贵。

　　我只知道，这是那个时代的、那样的语文名师写的教孩子作文的书。拜唐老师所赐，我不仅先睹为快，还早就把样张交给正在读高一的我的儿子拜读了。师恩浩荡，泽被后代。恭贺恩师唐晓云先生大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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